一只角杯，一串葡萄，還有一個半人半獸的薩提爾。 把這些元素放在一起，古希臘人幾乎不需要解釋，就知道故事裡少不了酒。 在希臘神話中，薩提爾（Satyr）是酒神戴奧尼索斯（Dionysus）身邊最著名的隨從之一。他們出現在宴飲、舞蹈與醉酒的場景裡，也經常和葡萄藤、酒器一起被畫在陶器上。 而薩提爾手中的酒器，有時不是我們熟悉的杯子。 而是一只角。
在人類學會燒製陶器以前，動物的角就是一種現成的容器。 從近東、愛琴海到後來的希臘世界，角形飲器逐漸發展出更精緻的形式。其中一類被稱為 Rhyton。 它們可能以陶、金屬甚至真正的獸角製作，有些末端還做成牛、羊、馬或其他動物的頭部。 酒可以裝進去，也可以從另一端流出來。 因此它不只是一件飲酒器，也能被用於宴飲與奠酒儀式。 到了古希臘世界，酒進入宗教、宴會、身分與社交生活。 戴奧尼索斯掌管葡萄酒、狂喜與失序；他的身邊跟著薩提爾。於是葡萄、獸角、酒與半人半獸的身體，逐漸成為一套人們一看就懂的視覺語言。 幾千年後，我們仍然在酒杯上使用這些符號。 只是古人不知道的是當他們把穀物、水和微生物放在一起等待發酵時，杯子裡有時候可能不只有酒。 還可能有抗生素。
1980年，研究人員檢查一批來自古代蘇丹努比亞的人骨。 這群人大約生活在西元350至550年間。 研究者把骨骼製成薄片，放到紫外光下。 骨頭亮了起來。 不是整塊骨頭發光，而是在骨組織裡出現一道道黃綠色的螢光帶。 這種現象讓研究人員想到一種今天非常熟悉的藥物 四環黴素（tetracycline）。 四環黴素可以和鈣結合。 如果一個人在骨骼形成時攝入 tetracycline，它便可能沉積在正在礦化的組織裡，留下具有螢光特性的標記。 這項特性甚至曾被現代醫學用來研究骨形成。 但眼前有一個非常明顯的問題。 這些骨頭的主人生活在一千四百多年前。 現代醫學直到20世紀，才開始使用 tetracycline 類抗生素。 那麼，一千多年前的非洲人，骨頭裡為什麼會有抗生素？
答案可能藏在另一群微生物裡。 Streptomyces，鏈黴菌。 今天許多重要抗生素都來自這群生活在土壤中的細菌。 Tetracycline 也與它們有密切關係。 而古代努比亞人的日常生活中，剛好存在一個非常適合把穀物與微生物拉到一起的發酵技術。 他們會利用穀物製作發酵食品與啤酒。 如果儲存的穀物受到能產生 tetracycline 類物質的 Streptomyces 生長，這些穀物又進入食物或發酵飲料，那麼人們便可能在完全不知道「抗生素」為何物的年代，反覆攝入這些微生物產生的化合物。 這個推論一開始當然受到質疑。 畢竟骨頭已經埋在地下超過一千年。 那些物質會不會只是死後才從土壤進入骨骼？ 三十年後，研究人員重新分析這批努比亞人骨。 這次不只是看螢光。 他們將骨骼脫礦、萃取其中的化合物，再利用液相層析與質譜分析。 結果在古代骨骼中確認了 tetracycline。 那些一道一道留在骨組織中的螢光，也更符合生前攝入後，在骨骼形成過程中沉積下來的結果。 抗生素真的進過這些人的身體。
目前的證據能告訴我們，他們確實曾經暴露於 tetracycline 類物質，而且這種暴露可能不是偶然的一次。 至於來源究竟是不是酒、是否刻意控制發酵，甚至這些天然 tetracycline 的濃度是否足以產生臨床治療效果，仍然存在討論空間。 這反而讓整件事情更加有趣。 因為人類利用微生物的歷史，遠比人類理解微生物的歷史漫長。 我們先學會做麵包。 學會釀酒。 學會製作乳酪與其他發酵食品。 過了幾千年，才終於知道那些看不見的東西一直都在。
獸角、葡萄與薩提爾記錄的是人類漫長的飲酒文化。 從祭祀到宴會，從真正的獸角到陶器、金屬與玻璃，人類不斷改變盛酒的容器。 但真正有趣的，或許一直不是杯子。 而是杯子裡那些肉眼看不見的東西。 古人不知道什麼是 Streptomyces。 不知道 tetracycline。 更不知道有一天，人類會把微生物製造的分子純化、定量，再裝進藥丸裡。 他們只知道把穀物留下來，讓它發酵。 然後喝下去。 一千多年後，酒早已蒸發，酒器可能破碎，釀酒的人也消失了。 只有那些曾經進入身體的分子，還留在骨頭裡。 人類花了幾千年才替它取了一個名字： 抗生素。
◼ 參考資料
- Bassett EJ, Keith MS, Armelagos GJ, et al. Tetracycline-labeled human bone from ancient Sudanese Nubia (A.D. 350). Science. 1980;209(4464):1532–1534.
- Nelson ML, Dinardo A, Hochberg J, Armelagos GJ. Brief communication: Mass spectroscopic characterization of tetracycline in the skeletal remains of an ancient population from Sudanese Nubia 350–550 CE. Am J Phys Anthropol. 2010;143(1):151–154. 3.Cook M, Molto E, Anderson C. Fluorochrome labelling in Roman period skeletons from Dakhleh Oasis, Egypt. Am J Phys Anthropol. 1989;80(2):137–143.